台灣和新加坡如何控制冠狀病毒

12月31日,台灣官員獲悉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警告“未知原因的肺炎”的存在。儘管掌握信息很少,但台灣官員還是迅速派出醫護人員前往中國,對武漢所有直航航班的乘客在登機前進行症狀評估。從那以後,台灣一直保持警惕。距離僅81英里的台灣對岸,有超過80,000例記錄在案的冠狀病毒病例,但台灣還是設法控制了疫情。韓國和其北鄰的日本分別有7755例和1277例已知的COVID-19病例,而台灣僅經歷了48例和1例與病毒有關的死亡。

那麼,一個擁有2400萬與中國有著重要經濟,地理和文化聯繫的島嶼,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現在超過850,000台灣居民居住在中國大陸,還有約有40萬台灣人在對岸工作做—是怎麼控制疫情的呢?其中是否有其他國家可以借鑑之處?

《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一篇新文章說,台灣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在於它的初期反應。當其他國家為承認爆發的危險而蠢蠢欲動時,台灣在其國家衛生指揮中心的指導下立即採取了行動。該中心是該國於2003年致命的SARS爆發後建立的,當年SARS在台灣殺死了73人。 1月初,為了應對當時的新疫情,NHCC成立了台灣新的中央流行病指揮中心。除此之外,CECC設定了口罩的價格並分配了政府資金來生產口罩。

斯坦福大學健康政策的合著者Jason Wang說,台灣“在過去五週內迅速制定並實施了至少124個行動項目清單,以確保公眾健康,這些政策和行動超出了邊境控制的範圍,因為他們意識到這還不夠。”這些行動包括積極尋找新病例,隔離可疑病例,停止從中國起飛的航班,為學校和企業製定政策,按比例購買口罩以減少恐慌,建立熱線電話以舉報自己或他人的可疑症狀,為幾乎所有人提供洗手液的公共設施,並要求進入學校和其他公共建築的人進行體溫檢查。這些措施有助於緩解公眾的恐慌情緒。雖然台灣經濟遭受重創,但公立學校也已恢復正常。

大數據和技術創新是這些措施的核心。據JAMA的文章,台灣將其國民健康保險數據庫與移民和海關數據庫整合在一起,以創建大數據進行分析,如此一來官員們提供了醫生在看診期間可以警惕的潛在病例。它還使政府能夠根據旅遊史、接觸史對個人的感染風險進行分類,並通過手機追踪那些訪問高風險地區的人。這些步驟有效地將公共衛生置於個人自由之上。它們不像密克羅尼西亞的嚴厲旅行禁令(迄今為止完全避開了病毒)那樣嚴厲,但它們是一種具有侵入性的監視形式。

透明度至關重要。以中國為例,儘管審查有關疫情的關鍵信息受到嚴厲批評,但台灣政府已要求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定期播報新信息,而疾病控制中心每天都在宣布新病例。同時,政府批准率也飆升。 (美國之音報導,蔡英文的支持率從1月份的56.7%上升到2月份的68.5%。)

台灣不是唯一成功將COVID-19的影響降至最低的國家。新加坡僅有178例病例,無死亡病例,感染率也在下降,並且也成功控制了該病毒。與台灣一樣,新加坡在SARS爆發後也採取了預防措施,為下一次疫情做準備,它是最早限制來自中國或韓國部分地區旅行的人員的國家之一。據《財富》報導,它還實行了嚴格的家庭隔離,要求個人向政府報告其位置。新加坡官員甚至已經開始借助新的血清學檢測方法來規劃病毒的傳播。但是,新加坡的情況相當單一:這是一個封閉的城市國家,擁有廣泛的醫療基礎設施和高度集中的政府。正如哈佛研究人員在一項尚未進行同行評審的新研究中所寫的那樣,新加坡“在歷史上一直具有非常強大的流行病學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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